儒家文化影响的大中华区和东亚,社会还保留着部分“家长式结构”,老人与子女共同生活是对传统尽孝义务的履行。但这种在以前甚为普遍的现象,很可能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得不那么主流。

抛开文化层面差异,从全球范围来看,发展中国家老人通常与子女生活在一起,同时子女负责养老照顾;在发达国家,老人通常不会多代共居,养老依靠伴侣、体制或者相关经营机构。所以,数代居住在一起的养老模式,一定程度上是适应较低生产力的模式,经济的发展势必导致家庭变小,即“家长式结构”快速变少。


日本也是一个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,1960年时80%的老人与亲属生活在一起,到1995年这个比例就已经降低到55%;这是经济快速发展时期,对传统生活习惯的冲击,现在这个比例则更低。

令人吃惊的是,在日本,和家人一起生活的日本人自杀率高于独居老人。孤独是痛苦的,但无声的排挤、无用后的无助感则是致命的。

我们有理由推测,随着经济继续发展,我们也会出现老年人不愿意与子女一同居住的现象。

1)经济实力,接下来的退休大军是60后,80年代开始工作,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浪潮中正值壮年,一般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。

2)教育水平,1977年恢复高考,当年报考人数573万人、第二年报考人数610万人,未来的退休老人受教育程度明显更好。

一定的经济实力和较好的教育水平,使得这部分将来退休的人关注自由、隐私、互相尊重,并且给子女带来负担也会让他们觉得难过。


至此,我们文章第一节论述了人口未来的变化、第二节论述了传统养老模式不适应新时代,是说明了建立应对老龄化体制、完善养老工作的必要性。接下来,内容则是如何借鉴其他国家有效的经验,并根据我们自身特点来完善养老这件大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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