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,农村“二舅”的视频火遍全网。故事中一位年轻时候因医疗事故导致残疾的男子,自学成功木工手艺活。如今他已66岁,要凭借这门手艺赡养88岁的母亲。据媒体报道,该男子已有残疾证并享有相关补贴。

“每个村子都有一个二舅。”一些网友发出共鸣。因为“二舅”,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乡村空巢老人及他们背后长期缺失的护理服务。有三农领域研究学者告诉记者,当下中国乡村极度缺乏养老护理员,而适合中国乡村的养老模式是比较温情的社区服务居家养老模式,现在社区养老的社会化供给程度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,这需要政府、市场等主体共同参与。

“二舅”与“姥姥”。视频截图

乡村老人,也需要护理服务

北京市密云区河南寨镇套里村户籍人口有758人,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180个,有残疾人61名。在2017年,该村率先在全区成立党群活动服务中心,共设有三名工作人员,主要任务是为村里老人解决日常生活问题。该村党支部书记何秀玲告诉记者,不会充水电费、修电器的老人,只要求助党群活动服务中心,工作人员就都给办了。

“有时候工作人员会忙不过来,因为村里老人太多,而我们的工作人员太少。”何秀玲告诉记者,尽管缺人,但现在村里已经在筹建“老年驿站”了,计划要为村里老人解决吃饭、洗衣服的问题,并定时去老人家里走访、检查身体;甚至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,会专门登门送饭。但她同时告诉记者,“老年驿站”的工作人员不会超过四个。

“我们在京郊走访调查发现,对于空巢老人来说,更重要的是护理服务需求。”今年66岁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启臻告诉记者,很多人谈及农村养老,更多关注的是物质层面;但实际上,农村老人精神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。

全国老龄办、民政部、财政部开展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,我国失能、半失能老年人大致为4063万人。然而,《2018中国民政统计年鉴》的数据显示,我国鉴定合格的养老护理员只有44102人。

据民政部2021年数据,目前全国有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34万个,床位800多万张,按照国家标准养老护理员和老人的比例1比4算,至少需要200万名护理员,还不包括从事居家养老服务的人员。

而且,我国农村的老龄化水平明显高于城镇。农村60周岁及以上、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3.81%、17.72%,比城镇60周岁及以上、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分别高出7.99个百分点、6.61个百分点。

朱启臻告诉记者,我国养老行业护理人员总体数量太少,乡村地区更少,一些精细化的护理服务,因为费用高昂,普通乡村老人根本享受不到;而老年人口又在成规模增长,所以,能让乡村老人得到护理服务,已经是全社会迫在眉睫要解决的问题。

薪资不高、发展空间窄,成为人才流失因素

2022年冬天,山东省菏泽市赵凤梅决定告别自己服务了五年的老人,彻底离开养老护理行业,去做收入更高的月嫂;而退休多年的菏泽市杨先生,却始终为96岁瘫痪在床的母亲找不到价格适中的护理人员而发愁不已。

今年51岁的赵凤梅离开养老护理行业后,去济南找到一份月嫂的工作,工资五千元,而之前的养老护理工资是2500元。“养老护理人才缺口的问题,和一些观念有关系,但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薪酬激励机制。”朱启臻说。

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的《中国大学生养老服务就业意愿调查报告(2019)》是我国第一份专门针对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大学生进行的调查。在参与调查的3189名大学生中,40.41%的人期待薪资在5001元至7000元之间,还有568人希望薪资在7000元以上。

而上海市养老服务行业协会开展的专项调查显示,2020年度养老护理员税后工资收入监测值为:高位数7735元/月、中位数4846元/月、低位数2854元/月、平均数为4985元/月。

在北京市怀柔区开办一家民营养老机构的李仲娥告诉记者,现在该机构的护理人员月薪多在五千元以上,但有将近一半是外省市的,“以前也雇了本地人,一拨拨本地人都没留下来。他们觉得这活儿太辛苦。”

我国老年人口最多的省份是山东省,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,山东省60岁及以上人口达2122.1万。但据公开资料显示,目前山东省有养老机构从业人员4万余人,基本工资2000-3000元,从年龄结构看,50岁以上从业人员占比达到50%;从学历结构看,高中及以下的接近80%、初中及以下50%以上。

多位曾从事养老护理行业的人员告诉记者,伺候老人要比伺候小孩更累,但挣得还不如给小孩当保姆或者当月嫂挣得多。“比如,要是能评上‘金牌月嫂’,在衣食住行都不花一分钱的情况下,还能一个月轻松过万。但护理老人,就没这种发展机会。”赵凤梅说。

破解乡村养老难题,应该在保障制度层面反思

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龙斧在看完“二舅”视频后,告诉记者,“这里有个很值得反思的问题:60多岁的二舅还在照顾80多岁的母亲,但是等到二舅80多岁了,谁来照顾二舅呢?关于乡村养老体系的反思,还应该在社会保障制度层面进行探讨。”

“比如,中国乡村养老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非一致性的特点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、公共服务能力等都成为影响该地区养老水平的因素。”龙斧告诉记者,传统时期人口的非流动性使得家庭再生产是依附于土地来实现的,但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等现代性要素对农村的渗透,农村劳动力得以高度嵌入于市场之中,但是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却没有走向社会化,其依旧需要通过家庭成员的赡养来实现。

记者梳理发现,全国不同省市之间的城乡居民养老金数额差异较大。2022年,上海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1300元;北京市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887元;山东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本养老金最低标准为每人每月150元;江西省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每人每月123元;贵州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每人每月113元。

“不同地区经济水平、市场化程度的差异,导致各地区之间的农民养老水平差异。这需要政府从中发挥资源协调作用。”龙斧建议,政府要完善既有的养老保障体系,并通过公建民营扩大福利院服务范围等方式为失能、半失能的老年人提供去处,确保有照料需求的老人都能获得基本的生存保障。

“现代化对农村产生了深远影响,需要合理制度的构建,去支撑一个更公平的养老体系。相关部门要谨慎制定涉及农村资本的政策,在制定政策的时候,要从农民的长远利益出发来调配农村资源,为老人提供适宜的生产生活空间。”龙斧说。

乡土中国,或许最适合居家养老

尽管何秀玲也快50岁了,但村里的一些老人习惯称她为“姑娘”。何秀玲在村里街道上风风火火走路的时候,一些老人会摆手示意,“姑娘,你又忙着干活去了啊?”何秀玲会停下来和老人攀谈几句,这时候双方都觉得开心。

朱启臻认为,最适合中国乡土特点的养老模式还是居家养老,“实际上,乡村具有城市不可比拟的养老优势。农村是熟人社会,推开门就能碰见熟识的乡邻,相互问个好,唠个家常,就能排解许多孤寂。农村还是一个开放的空间,家家户户有宽敞的院子,老年人自己种点菜、干点活,也图个舒坦。此外,乡村的生活方式是亲近大自然的,是慢生活的状态,更有益于身心康养。”

他告诉记者,其实,政府不一定非得对养老机构的标准定得很高,一定要建多少栋楼,多少个床位,还要符合严格的消费、卫生等标准;农村养老设施和服务,当前最迫切的问题,是要“有”,哪怕简单一些,也总比“没有”强。

“我记得我曾去过一个村子,那个村子把空心村闲置的房屋租下来、装修一下,作为村民活动的公共空间。老人们带着茶水来这里打打牌、聊聊天,交一些费用,还能享受到午餐和晚餐服务。我觉得,这样简单实用的养老场所,就很好。”朱启臻说。

朱启臻建议,希望全国各地都能有计划地提高农村老年人养老保险水平,“农村老人也为国家付出一辈子了,做出了很大贡献,到了晚年,理应有一个物质充裕的晚年,不能让他们有种被边缘化甚至被抛弃的感觉。”

他告诉记者,“乡亲们本身是亲近大自然的,他们不一定喜欢离家太远的钢筋水泥建成的院子。有时候,哪怕设施再先进的养老院,都没自家小院好,都没和左右邻居唠唠家常舒坦。所以我希望社区服务居家养老模式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。”

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

编辑 唐峥 校对 王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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